教育哲学应有中国“根”

近年不断有人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这里当然也包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的命题。所谓教育学之“中国特色”，最根本的意义之一是指：教育学应当秉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中国教育学者理当以奉献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为己任。中国人的教育哲学应有中国的“根”。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之一是正确认识、挖掘并且继承、光大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传统。黄济先生的新著《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在构建教育哲学体系时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整理作为立论的根基，其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值得世人汲取。

在对传统的整理和吸收上，《教育哲学通论》正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特质，在许多方面多有建树。我个人认为，给人最富启发性的起码有两大方面。

第一，《教育哲学通论》正确把握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特色。

在《教育哲学通论》中，先生没有象许多学者介绍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时那样按照现代教育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为纲目去按图索骥，而且从天道观与人性论出发，就历史观与社会、伦理观与德育论、知识观与教学论、审美观与美育思想等领域展开了寻根求源、史论结合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在具体内容上给人以启迪，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教育与文化的传统在方法论上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先生的许多具体论述也都象整个结构一样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的特征。例如《教育哲学通论》从介绍中国古代的不同人性论主张（性善说、性恶说、性无善无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三品说等）出发，逐一交代了不同人性论对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流派的不同脉络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此外，先生在说明不同人性论以及中国教育思想流派的在许多命题上看法的不同时，还明确肯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家们对一般人性可以在后天加以改变这一认识上的共性——这实质上也是思想家们对人的可教育性的一致肯定。这类分析对把握中国古代各家各派重视教育，以教育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等等教育智慧的文化的整体同构性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第二，《教育哲学通论》对中国教育哲学的范畴有较为突出的把握。

《教育哲学通论》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古代教育哲学范畴的整理与研究。在“伦理观与道德论”中，先生重点研讨了道德、仁义、中庸、权变等范畴；在“知识观与教学论”中，《教育哲学通论》对教与学、学与思、知与行、博与约、故与新的关系做了认真的讨论；在“审美观与美育思想”中则重点研究了文与质、形与神、刚与柔、动与静、虚与实等范畴。先生对上述范畴把握的过人之处在于——

1、虚与实的统一。中国古代学术是整体性而非分析性的学问，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思想是一体的。古代教育哲学的范畴不表现为一个独立的教育学的范畴系统，而是与天地人生的哲学把握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哲学通论》在对中国古代教育哲学范畴的解释上充分注意了上述特点，既对教育哲学的基本范畴做哲学的分析，以追根求源；又对这些范畴的教育学意义做深入的挖掘，给人以教育思想上的启迪。

2、准确地把握了各个流派哲学思想对教育观念的不同影响的分寸。一方面先生认为汉代以来中国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的文化大势，但是另一方面先生又指出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各家各派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如果说在伦理学和道德教育领域内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在美学思想和审美教育领域内，道家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有时要超过儒家社会本位和现实主义的影响，或者说儒道互补是其主要特点。”（《教育哲学通论》第171页）应当说，这些论述是具有相当大的概括力和说服力的。

当然，教育哲学除了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还应有世界眼光。黄先生的《教育哲学通论》在对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整理、吸收上也多有精彩之笔。教育哲学还应当实现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中国的教育哲学应当以着力用哲学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为当然的使命。《教育哲学通论》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也作出了有成效的探索。许多问题的分析不仅是历史经验的结晶，而且闪耀着先生个人哲学思考的智慧之光。这些都为建立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教育哲学体系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此不再一一枚举。